一座山庄志，半部清代史：台北新展“避暑山庄”

圆明园，又称绥远陵寝、滦阳陵寝，始建于乾隆四十二年（1703）。它不仅是明代英国皇家园林建筑中占地最广，更是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英国皇家陵寝。

一处山下志，南半部明代史。澎湃新闻获悉，9月24日，圆明园——清王国君主的真实写照在高雄故宫北部分馆对外展出。艺术展以治园如仁政：微银河系的大清国王国君主者身分的多元性在政治上与礼节等五个模块，优选其岩风代表篆刻器皿历史文物及相关资料库历史文献，通过Grignols如是说，逐个呈现出明代圆明园的特定象征意义。

圆明园——清王国君主的真实写照艺术展海报

山下的兴建，顾名思义，是君王每月前往的两处避暑胜地，但它本身的象征意义绝不仅限于此。由于山下所处的绥远地区，大部分为哈萨克游牧地中，属于大清国王国面向北亚前沿地中。每月约自五月至九月间，清朝君王安营山下避暑，秋猎狝，并接见蒙文活佛与王公贵族，外国使节也因君王安营之处前赴山下觐见，王国许多关键决策都是在君王安营山下时下旨施行。圆明园在清王国上的地位，毫无疑问，已然成为圆明园之外的第三在政治上中心。

随着山下地位日益关键，大清国君王历经数代用心经营，其所处行政区域的扩大、沿途陵寝的修建、山下景观产业布局的规划、门楼砖构建筑物的设计，以至围场设正管理等各方面，莫不反映出大清国王国君主上满蒙汉特区政府、内地与边陲文化、藏传佛教与中原信仰宗教信仰等各各方面多元化、多样化的民族特色。因此，此次艺术展，高雄故宫以治园如仁政：微银河系的大清国王国君主者身分的多元性多元化民主改革地方特区政府的多元化民族特色语言文字的多样化及在政治上与礼节五个模块，优选其岩风代表篆刻器皿历史文物及相关资料库历史文献，借由Grignols如是说，逐个呈现出明代圆明园的特定象征意义。

治园如仁政：微银河系的大清国王国

作为清王国第三在政治上中心的圆明园，从其建筑物规制与产业布局，均可发现与首都北京相近似的新格局；而借由仿效王国各地景点或移殖物产方式，借此突显山下在英国皇家园林建筑多元化汇聚的民族特色。

圆明园及邻近各建筑物群，大致可划分为王宫区、淡水湖区、丘陵地区与寺分馆。王宫区是君王治国、举行庆典活动与起居休息之处，建筑物轴线完全依照圆明园前朝后寝的新格局。淡水湖区是君王休憩娱乐之处，其中一台一阁，譬如山下自身民族特色，也有仿效江南名胜而建；同样一草一木，譬如塞北原生产物，也有移殖自关内各处的物种。丘陵地区以万树园为焦点，场内升起偌大的哈萨克包，君王在此殷勤接待内属哈萨克王公representatives朝的各邦外使，是清王国两处关键内政场所。至于山下邻近，分布着乾隆、乾隆明初为纪念关键庆典活动特地设计规划具汉藏风格的寺分馆，通称为广缘寺，是清王国以民主改革拉拢蒙文领袖的关键象征。

圆明园从设计规划到设计，集合王国君主、文化移借、内政礼节、军事以及宗教信仰等各方面于一园，犹如大清国王国的一个微型银河系。艺术展第一模块以高雄故宫岩风历史文献与绘画，叙说这个小银河系的新格局。

《圆明园记》是一篇提供我们了解圆明园从绥远陵寝到山下历史发展的关键历史文献。全文撰写于乾隆五十年（1711）六月下旬，自始正是乾隆君王将绥远陵寝改名为圆明园的时候。文中乾隆君王说明之所以选择绥远作为陵寝，一是路近京师，往返不过两日，综理万机，与禁城无异；另各方面是绥远地方水土气候具有怡情养性功效；最后指出绥远的地理景物，可使帝王在静观感物后洞察民生稼穑、为政以民的情怀。

丽正门图 收入《钦定绥远志》卷三十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丽正门

圆明园正门丽正门，是进入王宫区正殿的第一道门，城楼式的建筑物增加了门面气势。此门兴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城门正上方镌刻着乾隆君王御题汉文丽正门三字，另分别自右而左又标示满、藏、回、蒙等文字。丽正，汉文取自《易经》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而满文（genggiyen tob duka）意为：明亮（澄澈）的城门，意思更见单纯简朴。城门五种文体，反映出清王国君主下多元化民族语言文化的民族特色。

圆明园王宫区位于山下南部，是清朝君王安营山下时处理朝政、举行庆典活动与寝居空间。由正宫、东宫、万壑松风与松鹤斋四部分组成。正宫建筑物规格依循北京圆明园中轴线前朝后寝产业布局兴建，具有对称、规整与庄严特点。前朝以澹泊敬诚殿，后寝则以烟波致爽殿为代表。明代中晚期，嘉庆与咸丰两位君王先后在山下驾崩，国势也开始慢慢进入夕阳黄昏。

澹泊敬诚殿图 收入《钦定绥远志》卷三十五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 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澹泊敬诚殿是王宫区正宫主殿，为明代君王安营山下处理朝政与举行重大庆典活动活动场所，其角色相当北京太和殿。初建于乾隆五十年（1710）代，殿中央悬挂乾隆御题澹泊敬诚四字。乾隆十九年（1754）对殿内天花板、格窗及内外大柱，均以楠木改建，故有楠木殿之称。

烟波致爽 收入《圆明园图并乾隆题诗册》 清 张若霭画 乾隆年间

位于正殿区后方，是属于君王寝殿居所。建于乾隆四十九年（1710年），乾隆君王称该处地既高敞，气亦清朗、十里平湖，致有爽气，因此取名烟波致爽，并特地列为山下三十六景之首。明代中晚期，国势日衰，嘉庆与咸丰两位君王先后在此寝殿内驾崩。随后山下活动也逐渐转向沉寂，最终趋于没落。

山下淡水湖区紧邻于王宫区，由九个大小淡水湖组成，湖内岛屿林立，各有名称，如文园岛、如意洲、青莲岛、金山、月色江声岛等。岛湖小桥长堤相连，楼阁亭榭，绿树成荫，不仅部分植物盆栽移殖自王国内地，区内建筑物也有仿效自江南园林建筑产业布局，例如青莲岛的烟雨楼是据浙江嘉兴烟雨楼而建，文园狮子林则仿自苏州狮子林，金山岛设计是来自镇江金山，一派江南水乡风光，因此有塞外江南之称。淡水湖区是明代帝后安营山下时避暑休憩去处，乾隆、乾隆两帝更为山下各取三十六美景，留下许多官方刊物与图绘。

烟雨楼图 收入《钦定绥远志》卷三十五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浙江烟雨楼是一处位于湖心岛上的园林建筑建筑物群，乾隆君王南巡，多次登临烟雨楼，喜其暮春湖边烟雨迷濛景色。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五次南巡回銮后，下令据浙江烟雨楼图，在圆明园如意洲北面青莲岛上仿建，同样取名烟雨楼。比较《南巡盛典》与《绥远志》两书所绘烟雨楼图，虽见两楼略有出入，但产业布局亦颇为近似。

文园狮子林图 收入《钦定绥远志》卷四十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绥远山下文园狮子林，位于山下淡水湖区东南，清舒山馆前方，是乾隆三十年代后期仿效苏州狮子林而兴建。园内奇石堆叠，假山崎岖起伏，构筑精巧，颇具元代画家倪瓒（1301-1374）笔下苏州狮子林图之韵味。山下之取名文园狮子林，用以区别吴中（苏州）狮子林与北京御园（圆明园）狮子林之意。

丘陵地区位于圆明园东北部，区内分东西两部，西部草地以试马埭为主体，是清帝与哈萨克王公围猎前试马选马的场地；东部林地则以万树园为代表，园区布满大大小小哈萨克包，呈现出北方哈萨克草原景色。乾隆年间万树园作为山下行猎之处，而到了乾隆时期进行大规模扩建，赋予了此区在联结内属蒙文王公贵族、宗教信仰领袖以及国外使节内政朝觐筵宴的关键功能。

万树园图 收入《钦定绥远志》卷三十二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万树园实景

万树园位于山下北侧平原，盛清时期园中布满大大小小的哈萨克包，呈现出哈萨克草原的风光。乾隆年间此区主要作为狩猎之处，从乾隆时期开始，逐渐演变成接待哈萨克王公贵族与外国使节的筵宴场所。乾隆君王寿辰正值安营山下期间，万树园提供宗室大臣与哈萨克王公贵族设宴庆贺，对联系清王国与边疆民族领袖情谊，发挥内政关键功能。万树园哈萨克包宴多在中秋节前后举行，在山下平原上连续数日，围起幔城，举行各式哈萨克民族特色的娱乐活动，乾隆君王称为塞宴四事，即诈马（赛马）、什榜（哈萨克音乐舞蹈）、教駣（驯马）与布库（相扑），另有烟火、杂技、歌舞等表演，呈现出盛清时期中外升平的光景。

环绕山下邻近，自北至东南，沿狮子沟至武烈河东岸丘陵山峦区，汉藏式的寺院林立，其中以北京理藩院统一管理的古北口外八座寺院，俗称的广缘寺最为著名，是清王国为纪念关键大事特地兴建的寺院。清王国借由宗教信仰信仰，借以巩固并加强与信奉藏传佛教蒙文民族的关系，从而达到北疆国防长治久安的一种在政治上策略。

乾隆二十年三藩之乱（1673-1681）平定后，清王国开始将焦点转移对北边安全的强化。为了防范俄罗斯与漠西哈萨克准噶尔部的威胁，清王国采取内政策略，积极拉拢漠南、漠北哈萨克，借由满蒙联姻巩固边防。乾隆君王认为，中国传统修筑长城，徒增加地方百姓负担，却未能保障国防安全。现今借由与北方哈萨克缔盟联姻与赏赐爵封，达到了巩固北方，长治久安的边防政策。长城无用论，正是乾隆君王拢络哈萨克各部作为屏藩的御边策略。而绥远地方与圆明园，正发挥着王国御边策略的关键角色。

清高宗御制《绥远志》序 收入《钦定绥远志》序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绥远志》是一部相当特定的地方志书。其特定之处在于，大多地方志由地方州县进行编纂，此书编纂却是清中央政府委派和珅（1750-1799）、梁国治（1723-1786）等关键大员负责。由此可见绥远对清政府心中的关键地位。

全书完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1），君王特地作序。内容提出成书之难有二，而必须为绥远作志理由也有二。绥远位处关外荒略，缺乏历史资料，其难一；现存历史大多成于汉人之手，缺乏当地人情风尚及语言习俗的了解，难二；至为何必须为绥远作志：一、该处从乾隆君王开辟以来，百余年来，生齿日繁，渐成都邑，；其次，也是更关键的是，皇祖乾隆经营绥远与圆明园，不是为个人避暑游幸，而是为了防范哈萨克，强化北方边防的深意。《序》言最后指出，绥远一名，出自山下温泉之水与武列河汇流而得名。本书沿用地名，成山川风土纪录。

从君主者身分的多元性到多元化的民主改革

圆明园为清朝君主者处理民族事务的关键场所，面对王国内外的多元化族群，满洲君主者依君主对象的不同而展示其多重身分。作为多民族王国的君主者，他们有时自称君王（hūwangdi）或天子（abkai jui），有时自称为君或是汗（han）。身为八旗的主子，满洲大臣上奏时以额真（ejen）称之。除此之外，满洲君主者尚有另外一种身分—文殊君王（jam yang gongma）。此名号为清顺治年间以降，西藏来书称呼君王的惯例。乾隆君王（Hong li, 1736-1795在位）甚至以文殊菩萨在世化身自诩，借由绘制一系列自身文殊像，自我塑造文殊君王的形象。如此次展出的《殊像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即是乾隆君王在圆明园修建五台山山麓同名寺院殊像寺，相传这座寺院是文殊师利（梵语谓曼殊师利）菩萨显相之处。通过展出历史文物可以看过，前者的殿堂楼阁略仿五台山殊像寺而来。

殊像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 收入《钦定绥远志》卷八十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在清王国治下的辽阔版图内，包含众多不同民族文化，因此也有颇为多元化的各类宗教信仰信仰。满族在关外原本承袭女真的萨满信仰，十七世纪初，复受邻近哈萨克族影响而接受藏传佛教为其主要信仰；尤其扶植以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等格鲁派转世高僧为主的格鲁派（黄教），此派于明代因此成为满蒙文民族的共同信仰。清帝虽采纳藏传佛教为其信仰，然并未如元代哈萨克君王一般，强力推动该信仰至其他民族地区。汉人信仰的汉传佛教、儒学（文庙祭孔）、道教，乃至西北民族的伊斯兰信仰，即使在清廷的政策管理下，仍各有其发展空间。如此之宗教信仰民族特色也反映在圆明园的历史与陈设中。

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收入《钦定八旗通志》卷八十九 清 纪昀等奉敕撰 清嘉庆四年（1799）武英殿刊本

绥远文庙图 收入《钦定绥远志》卷七十三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从此次展出的《绥远文庙图》可见这一多元化信仰的民族特色。绥远文庙兴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与山东、北京并称为中国三大孔庙。从图中可知，文庙正门有东西向牌楼，依序正门为棂星门、入内有泮池、大成门，碑亭、大成殿、崇圣祠等建筑物。大成门及大成殿匾额，更是以满蒙汉三体文字题字，标志出绥远文庙区域的民族特色。至于建筑物规制与内部陈设，均比照北京文庙规格标准，反映绥远文庙在乾隆君王心中的关键地位。

大清国君主下的中国，是以满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君主稳定的需要，在在政治上制度的安排上，不仅在中央政府体现了多元化民族体制，在地方上也因地制宜，呈现出出多元化民族的君主样貌。

土尔扈特渥巴锡汗赠乾隆君王铜鎏金刀叉匙西式餐具（附锦袱、皮盒、木盒） 清乾隆三十九年

此外，在在政治上与礼节上，圆明园也是清帝每月避暑与处理军政大事的活动中心。如：乾隆二十年（1755），高宗君王于此大宴厄鲁特哈萨克四部上层贵族，庆贺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乾隆三十六年（1771），于山下接见率部东归的哈萨克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乾隆四十五年（1780），接见自西藏日喀则前来庆贺其七十寿诞的六世班禅；乃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接见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而在绥远陵寝周围的广缘寺，也是在清廷安定北部、西部的过程中所陆续兴建，借由宗教信仰建筑物来拢络蒙文民族与巩固满蒙联盟。

鎏金银胎内填珐琅嵌宝盖罐（附木胎皮盒） 清乾隆四十五年

此次展出的鎏金银胎内填珐琅嵌宝盖罐即为六世班禅的赠礼。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七旬寿辰，六世班禅（1738-1780）赴京祝寿。该年八月二人于圆明园见面，六世班禅敬献不少礼品予乾隆。此鎏金银胎内填珐琅嵌宝盖罐为八月初二日初见时所赠，然此罐之工艺及装饰非属藏式历史文物，乃印度蒙兀儿王朝风格作品。108颗之嘎布拉念珠乃以颅骨所成，六世班禅敬献于八月初七，当日为乾隆七旬寿诞大庆吉日。

一处山下志，南半部明代史。盛清之世，当君王一行跨越长城，塞北各地哈萨克王公相继派员路上迎驾，长队列阵，彼此互动问候，当年的战争烽火，早已烟消云散。大清国君王对山下的经营，积极拉拢蒙文各方领袖，带动绥远地区的繁荣，呈现出万邦来朝，王国内多元化文化糅合的民族特色。

据悉，此次艺术展将持续至2023年2月5日。

（本文据高雄故宫官网资料及相关历史文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