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丹妮：历史上的杀女婴现象何以被“中国化”

白居易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抒发了他们对民营诸如此类的贞节难以忘怀。据他了解，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女，只道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营少女、多寡妇。对诸如此类的过程，他历史记录道：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双亲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缸中，咿嘤良久乃死。对此，他表示他们闻之酸辛，杂食不下。（《与朱鄂州书》）

白居易的这封信成了《生死之间：19世纪我国的杀男婴》（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一书的突破口。两本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译者Michelle King现为密西根大学教堂山分校发展史系副教授，她的毕业论文从文化史的角度，讨论了19十七世纪我国的杀男婴现像（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2007年）。发展史上还有不少类似的记载，而这些文字便是两本书考察的重点：我国发展史上对杀害男婴的道德观变革，而非诸如此类的行动本身。

两本书尽管正视发展史上男婴被杀的严重难题，却并非旨在抒发感伤及抨击。此种侧重的背后有两方面的权衡。其一，从科学研究材料来说，历史记录可循地涉及到发展史上远亲其事的诸如此类例子十分有限，不过，保存下来的由男性执笔的二手确凿证据则十分丰富，这些确凿证据主要揭示的是对诸如此类的态度和道德观。其二，对道德观变革的科学研究，有助于避开关于传统文化自古以来迫害男性的可有可无，并明确提出可能将存在却为人忽视的发展史变革。与第二层权衡相关的是此前诸如此类科学研究的乏善可陈之处：一方面，常见的难题出发点（诸如为什么女孩是诸如此类犯罪行为的主要受害者？为什么诸如此类在我国如此普遍？）往往把科学研究引到对儒家性别秩序的抨击上；另一方面，人口数科学研究提供的数据和结论虽然表明诸如此类对控制家庭规模的作用，但是在缺乏具体情境的情况下，不免让人产生一类古代我国的双亲总而言之、不顾子女死活的扭曲第一印象。实际上，透过与欧洲的情况比较，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北欧国家都存在着双亲不要亲生的社会难题。

因此，两本书明确提出了另一类思考方向：杀男婴到底从何时起、又是透过何种方式变得如此我国化？（Just when and how did female infanticide become so Chinese?见全书第7页）译者认为，杀男婴的犯罪行为被贴上我国的标签发生在19十七世纪，当时此种实践从地方的、道德的、慈善的议程转化为多元性的、政治的、科学的全球性议程。便是西方人对诸如此类难题的呈现，塑造了世界上其他北欧国家对我国的第一印象。到了20世纪初，连我国人都觉得诸如此类是两个明显的我国难题，因此改革家们明确提出要根治诸如此类的弊端，以改善我国人口数的构成和数量。透过与西方的文化接触，人们逐渐认识到男婴对两个北欧国家的意义。

著作封面

两本书主体分成八章，分别讲述了关乎男婴宿命的不同人群的故事。第一章下定决心两个孩子的宿命：男性与哺乳围绕着参与诸如此类过程的男性，包括新生儿、贝唐、奶奶等。译者着力分析了一名陈姓青年人（1567-1659）自述的早年淹死才健康报的儿子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此种分析下的诸如此类，并非一类在事后要被抨击或怜悯的犯罪行为，而要事件中两个有待作出的下定决心。新生儿经常是在复杂和艰难的情况下终结亲生儿子的性命。在她们眼中，再婚男孩意味着今后有可能将过上舒适的生活，并在家里赢得尊敬；而再婚的儿子今后可能将还要像他们一样文亮。而且，杀死男婴的下定决心可能将也并非新生儿个人的主意，哺乳中在场的其他青年人，比如贝唐、奶奶、邻居大妈等都可能将在其中扮演或积极、或消极的角色。在民营想象中，虽然诸如此类可能将导致的报应令人不寒而栗，但是如果此举并非生父的初衷，而要迫于如奶奶这样的家里长辈的压力迫不得已，生父仍会被视为恪守孝道而不被追究。

插图来源于《生死之间：19世纪我国的杀男婴》（Between Birth and Death）

第二章移风易俗：学者和道德规范关注的是晚清男性学者在反对诸如此类难题上的表现。作为本章主角出场的是一位无锡乡村塾师余治（1804-1874）。透过探讨余治的生平和著述，译者力图解释士人对民营杀男婴现像较为典型的反应。余治生逢太平天国时期，战火对江南地区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因此杀男婴在百姓穷困潦倒和流离失所的社会背景下并不稀奇。为了扭转此种局面，余治创作劝行善剧，发表公开演说，为育婴堂、保婴会制定细则等，这些努力收到成效，并且还为他带来了善人的声誉。但是讨论没有止步于此，译者注意到反对诸如此类只是余治关心的诸多议程之一，他对树立伦理典范和从事公益事业的热情，或许还与他的个人际遇有关。实际上，余治并没有在科举仕途上获得成功，投身地方的公共事务成为另一类赢得认可的方式；而他也没有儿子，这可能将造成他在尽孝难题上的担忧。他所参与创作的善书一类的读物上宣传的善报观可能将影响到他对劝善犯罪行为的期待，善书中那些因为善举而奇迹般地再婚儿子的故事，或许曾支撑着他乐观地面对现状。虽然余治的个例不足以涵盖一切，但是有助于理解同一时期的士人对诸如此类难题的关注。

第三、四章考察了英语、法语的出版物是如何将杀男婴我国化，并把这一道德观推向世界的。第三章看见尸体：专家和确凿证据对19世纪的所谓西方汉学专家及其著述明确提出诸多质疑，而质疑的焦点在于他们的确凿证据大多是并不具有说服力的二手材料，因此无法证实诸如此类是我国社会普遍而特别的现像。这些专家以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早期成员及其位于上海的北华分支（NCBRAS）的成员为代表。译者随后考察了在我国游历的西方观察者对所见的婴儿尸体或是婴儿尸骨收殓处（例如婴儿塔baby tower）的叙述，认为这些观察并不能被简单粗暴地视为双亲杀害子女的罪证。从译者征引的有关当时婴儿丧葬习俗的著作来看，实际情况可能将跟西方观察者的想象不同。译者继而分析了一些抬高诸如此类比例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追根溯源又显示了统计的不可靠、甚至于来自没有根据的文化偏见。尤其令人第一印象深刻的是，译者在本章对柏立德（Gabriel Palatre , 1830-1878）《诸如此类和圣婴会在我国》（L’infanticide et l’Oeuvre de la Sainte-Enfance en Chine, 1878）一书的讨论。该书在西方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译者发现这位被派到上海徐家汇的法国耶稣会士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收录了前文论及的余治的著说和插图，并将这些内容与他搜集的关于诸如此类的中文资料分门别类地放在他们的书中。其中的视觉化呈现似乎很符合欧洲读者的口味，满足其对异域的想象，所以这些图片又在其他一些书中被剥离了情境而单独再版。我们看到，原本出于劝善目的而创作的图文，至此不再只是用来提醒我国读者诸如此类有风险，报应需谨慎，而要在被挪用为满足西方读者好奇的素材的同时，用来抨击我国文化风俗的弊端。

第四章拯救灵魂：传教士和救赎考察了法国圣婴会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欧美天主教会的学童中间，传播我国的诸如此类难题。圣婴会于1843年成立，旨在支持海外的传教士对异教儿童进行洗礼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在信奉天主教的西方儿童看来，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事业，因此很多儿童慷慨解囊，定期捐款以推进这项事业。而我国婴儿被抛弃或杀害的第一印象，也随着圣婴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而不断加深。附带提一下，作为本章引子的故事发生在1872年的加拿大法语城市魁北克城（Quebec City），约有三千名当地儿童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由圣婴会组织的演讲活动。笔者想起曾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在魁北克的我国人》（Être Chinois au Québec, 2013），其中一位接受访谈的当地老先生谈到，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传教士还会到其所在的学校告诉孩子们，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贫穷地方的儿童需要帮助。年幼的他相信，能够帮助更多的我国小朋友，就证明他是更好的天主教徒。不难想象，此种从孩提时代起就接受到的信息，将会持续影响很多国外普通百姓想象我国人对待婴儿的方式。本章的阅读可以结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很多分析都呼应了沈氏的观点，展现了圣婴会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儿童。本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译者使用了更为广泛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这些资料此前未曾被讨论过，其中有一些为译者的个人收藏，颇为珍贵。

插图来源于《生死之间：19世纪我国的杀男婴》（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第八章杀男婴的重构：新兴的北欧国家讨论了诸如此类现像在20世纪初的我国社会激起的涟漪。一方面，大多我国人怀疑天主教传教士收容我国儿童另有企图，并非如其宣称的照顾和拯救他们，而要攫取他们的身体器官来研制某种秘方。此种猜忌不断发酵，终于在1870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天津事件，当地暴民残忍地杀害天主教修女。两本书在对此事的分析中，引入民营善书、通俗故事里惩罚诸如此类青年人的恐怖情节（参见两本书第一章的讨论），推测暴行的实施或许受到了那些情节的启发。如果杀害婴儿理当遭受报应的道德观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当人们怀疑传教士杀害了本地儿童时，他们是有可能将采取他们了解到的惩罚手段来对付他们眼中的罪人的。此种推测虽然难以证实，但是很令人唏嘘，因为那些善书、通俗故事，可能将曾让天主教的传教士和修女们带着拯救他者的心态，不远万里地来到我国，后来却又让他们在异国土地上遭受灭顶之灾。另一方面，一些生活在对外条约中的开放口岸的我国人，逐渐吸收了西方关于科学和青年人权益的学说，并在报纸等媒介上进行改编以满足我国读者的需求，介绍节育和优生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努力见证了嗷嗷待哺的男婴如何被纳入构建民族北欧国家的话语中。

在两本书的结论部分，译者纠正了那种将改革诸如此类贞节的功劳完全归于西方人的偏见，并给予了青年人个体感受更多的关注，在她看来，理解男婴被抛弃的社会难题，不能停留在性别比率一类的人口数统计上，而应该将个人的选择放到具体的情境下分析。译者深厚的人文关怀以及严谨流畅的文风，增强了两本书的可读性。该书出版之后，在英语学界引起不少讨论，包括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在内的多个期刊都刊登了书评。评论人在肯定两本书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分析上的一些不足。其中对细节的讨论主要来自熟悉两本书资料背景的科学研究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一下，此不赘述。

相比于评论人追溯资料的来龙去脉，或许普通读者对两本书会明确提出两个更直接的难题：当我国的诸如此类现像已经在不少中文、日文和英文科学研究中从不同角度被触及或深究，这样一部英文著作还能带给我们什么新的启示？答案是开放性的，笔者在此仅分享一点浅见。正如译者一开始强调的，两本书要分析的是诸如此类的道德观而非实践，而对道德观的解剖，显然也并非为了否定实践的存在和严重性。从此种角度来说，两本书与高彦颐（Dorothy Ko）的《缠足》有异曲同工之处。与诸如此类相似，缠足也常常作为我国文化的两个反例被西方人诟病，并从19十七世纪开始成为民族主义话语攻击的对象。如果说反对溺婴的呼吁让人看到儿童与民族的关系，那么反对缠足的呼声则让人看到青年人与民族的关系。不过《缠足》没有沿用由男性精英主导的启蒙话语的框架，而要区分出两种发展史：来源于私下的、个人的微型发展史（miniature）和来源于公开的、自然的巨型发展史（gigantic）。前者往往为后者所裹挟而沉默，因而主流话语接纳了反对缠足的声音而过滤了缠足男性的个人感受。实际上三寸金莲展现了在儒家秩序下的一类性别身份，缠足之于男性正如科举之于男性一样，都提供了向上进阶的社会流动的可能将，同时小脚和精美的鞋饰也是特权阶层的标志。归结起来，缠足只是男性透过对自我身体的改造来达成目标的一类形式，而此种声音湮没在男性知识分子群体因民族危机感而搭建的话语架构中。

正如King的重点并非讨论诸如此类在我国是并非一类普遍现像，高氏的重点也并非讨论缠足是并非青年人不幸的羁绊，抑或是并非传统文化落后的象征，她们关注的是那些居于主流话语地位的知识、道德观是如何产生并透过层层累积、特别是在19十七世纪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塑造和推广的。其实，此种反思在北美学界从更早就开始了，并且已经有不少经典科学研究。与本文较为相关的包括贺萧（Gail Hershatter）讨论20世纪上海娼妓难题的专著《危险的愉悦》。像诸如此类、缠足一样，娼妓也是两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科学研究课题，而该书让人第一印象深刻的是译者独特的难题突破口。贺氏发现当时对妓女的记载经常是口径不一的，有时候她们被刻画成玩弄男性的红颜祸水，有时候她们又成为值得同情的无辜受害者，而这些不同的呈现交织着更为复杂的关于医疗、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公共议程。因此她指出，男性知识分子在作品中透过对妓女的讨论，抒发了对愉悦、危险、社会性别和民族北欧国家的关注，而厘清这一点，有助于进一步从这些话语中甄辨出男性个体的声音，正如她在书中所揭示的。英国文化史学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分析知识的发展史为什么引起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时，提到其中的两个动因来自迎接挑战——全球史的兴起以及相继而来的讨论非西方文化的知识成果的需要。上述介绍的几部著作都从不同程度上回应了此种挑战，并提醒我们在解读文献时，对文本的表述要带有批判性，而对文本中牵涉的人和事要带着同理心。

注释和参考文献

King, Michelle Tien. 2014.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关于开篇引文，因笔者手头没有原著引用的版本（见原著第193页的注释），姑且参考另一版本。白居易：《与朱鄂州书》，《苏东坡全集》第五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474页。

对余治的讨论，参见梅尔清关于太平天国的英文专著第二章。Meyer-Fong, Tobie. 2013.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rison, Henrietta. 2008. ‘A Penny for the Little Chinese’: The French Holy Childhood Association in China, 1843-1951.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 (1): 72-92. 中文版见蔡吉娜译：《请捐一分钱给我国小朋友：法国天主教圣婴会在我国（1843-1951年）》，《全球史评论》第12辑，2017年, 第176-201页。

Ko, Dorothy. 2005.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中文版见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Hershatter, Gail. 1997.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文版见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难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Burke, Peter. 2016.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