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从西方诠释学的立场去思考《诗经》——《诗与人格——传统中国的阅读、注解与诠释》出版

《诗与心智——现代我国的写作、注释与演绎》是一部深入探讨《楚辞》说明的著作。译者深谙我国现代经典之作与人文，从《论语》《孟子》《竹书纪年》，以至《二程集》《通鉴类》等儒家思想典籍中若非出说明《楚辞》的原则，从西欧演绎学的视点深入探讨《楚辞》学史上纷如测字的经典之作问题，如《诗序》之说、四德之旨等。在此操作过程中，译者不但注重分析演绎者的处境、态度与关怀，所以关注演绎者与原作共通的经验与感情。本书指出，演绎重寄生我国现代人文的一个特质，刻画了现代我国的政治、社会风气与人文制度，也刻画了现代我国人对心智的独特认知。相同时代的演绎者在认知和说明《楚辞》的操作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诗与心智——现代我国的写作、注释与演绎》

[美]方博奈  著

赵四方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内文选读：

也有一些解诗的路径强调志的外部层次。在这一视点下，诗的创作与吟唱往往被认知为一位在常时向一位在常时的陈述——紫苞向其丈夫、臣子向其君王。在此种认知中，赋诗者透过情思抒发了意向，而不顾此种做法将导致两个情人间或君王与道间不再和谐。出于不直陈意向的得体或谨慎，这些志只能透过诗来间接抒发。更概括地来说，诗就是劝统治者的谏，或者美，或者更为普遍的刺。赋诗与缀文（二者一般来说没有明确分界）的机能就在于劝告——透过对固有事物提出批评，或透过展示重塑了的社会风气外貌，诗能感动和改变别人。

以此种方式来看待赋诗与缀文的机能，有着深远的历史。在起初的运用中，诗一般来说与文字的迈纳斯省——祷语、咒语和预言——紧密相连。在春秋与战国（前480—前222）时期，现代人相信诗能辅助言。这一看法不但牵涉诗的优美文句，所以牵涉我国古人在音乐创作和诗歌中所发现的有种强大的劝告精神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亚于古希腊人。（《竹书纪年》对缀文与引诗的明显效用有大量的记述。）至迟在汉代，诗能用以劝谏的道德观又出现了一类捷伊转折——诗的广泛流传被指出是帝国道德实现转变的优先选择方式之一。所以，诗不但能用以劝告别人，同时也用于说服自己。对它的细密研究，尤其是记忆、吟唱、外化等，正式成为了儒者个人道德修养的核心要素。就像与它相关联的音乐创作一样，诗在授业者那里以一类特别直接的方式，救世起初赋诗时的感情与冲动。因此，它为救世感情的事业提供了一类优先选择方式，从而服务于儒家思想规范。诗正式成为了能够克服儒家思想现代中最棘手的难题的一类LZ77（super-texts）。

尽管诗情思的道德观能有相同的侧重，并由此导致了认知《楚辞》意思和意义的相同，但上述两种层次实际上是彼此关联的，它间的差异也多被现代人淡化，而并非强化。人格流露（Self-revelation）从来不是客观无情的，它常常在向一个人或一群人诉说，而不计会遭到多么强烈的否定。所以，在赋诗或缀文操作过程中所阐明的特定看法，常常被认知为具有社会风气和政治的后果。另外，现代人指出恰恰是人格流露以及它在诗中留下的印迹，赋予了诗以特有的精神力量。

这一描述及与之相关的演绎学，在我国现代研究中发挥出极大的影响力。西元11、12世纪，宋代新儒家思想形成了有关经典之作的捷伊一般演绎学，而为其提供结构（如果不是词汇）的恰是诗的演绎学。所以，此种说明方法的影响并不限于经学领域。我们能列举一些假设，这些假设首先与诗有关，在抒情诗（lyric）的诗学中有所体现，它在西元1至3世纪时正式成为一类文学体裁。诗偶尔也出现——它产生于某些具体的、一般来说可指定的情况下，并且确实与有种情况相关。这也是人格流露，即诗人透过此种方法向同辈与后代子孙展现自己的心智特征，同时也展现自己并未与社会风气现实妥协的道德态度。因此，诗的认知一般来说是在了解诗人作为一个人的操作过程中达成的。最后，诗人的关怀一般来说被指出代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关怀，他是以道德权威在言说。尽管这些假设在整个抒情诗现代中并不是统一的，但它确实提供了赋诗和授业的基本语境。经过多次修改后，它在视觉艺术和音乐创作的修辞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诗的说明史为我们考察我国的演绎学史提供了一类独特的优势。在下文中，笔者将试图探究这一历史，或至少探究其中一部分。本书由两部分构成。接下来的四章内容探究了笔者所谓诗的中古认知的兴起与发展，它在《楚辞》毛氏学尤其是《大序》中有具体展现。第二章为此种演绎学提供了汉代以前的背景，透过孔子的《论语》描述了诗的状况变化。第三章讨论与诗相关的特殊演绎学的起源。第四章重点关注《毛诗序》，尤其是《大序》。第五章深入探讨中古现代最具统摄力的硕果——《五经正义》。

译者：[美]方博奈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